李辉揭秘:巴金与沈从文、曹禺、萧乾的交往

来源:凤凰网    更新时间:2016-08-01 16:55  

沈从文说:“我用小方桌写《边城》,巴金在里屋写《雪》,各写各的,互不相看。”

曹禺说:“我和巴金相比,我简直是个混蛋,我简直不是人。”

萧乾说:“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在三十年代初结识了巴金,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。”

巴金在《随想录》里,写了很多老人。 这三个是其中浓墨重彩的。李辉说,所以巴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他用《随想录》影响了八十年代一批文化老人。

7月23日,李辉上海季风书园带来了一场名“《随想录》中的那些老人”的讲座,主要讲述了巴金与沈从文、曹禺、萧乾的交往与友谊。该活动由巴金故居主办,凤凰文化特将演讲实录(有删节)整理于此,以飨读者。

巴金

《随想录》是1986年出版的,1978年12月,巴金开始写作并发表本书中早期的作品。他的《随想录》影响了一代人,所以巴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,他用他的创作影响了八十年代一批文化老人。

巴金在《随想录》里,写了很多老人。 1977年郭沫若去世之后他就写过,但发表得比较早,所以并没有收录到《随想录》里。后来,1980年赵丹去世,他连写了两篇。写胡风和老舍的,也是《随想录》里面两个有分量的文章。像冰心,叶圣陶、茅盾、曹禺,也都可以在《随想录》里面找到,这些都是他笔下的文化老人,是巴金三十年代到北京后认识的朋友。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,他们又聚在一起,还有著名的翻译家、戏剧学家李健吾,他的文艺评论非常漂亮,巴金还因为《爱情三部曲》和他争论,但不影响友谊。然后是曹禺、郑振铎等,写郑振铎的文章实际上没有完成。郑振铎、郭沫若、赵树理,都是巴金曾经写到的人物。

一个人能够怀念他的老朋友,实际上是那些朋友的温暖在激励着他。巴金到最后的几年,完全是一种不能表达的状态,那个时候巴金是最痛苦的,但他说“要把心交给读者”,这是最痛苦的。

巴金在晚年的时候给萧乾写信,他说有三个人的才华超过他,一个是沈从文,一个是曹禺,一个是萧乾。所以我今天想讲讲他们三个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和友谊,以及相互之间是怎么样影响的。

沈从文:我用小方桌写《边城》,巴金在里屋写《雪》,各写各的,互不相看

沈从文、巴金、张兆和

时间的巧合对于文坛的人物来讲是件很有意思的事。1923年沈从文从江西到了北京,同年巴金离开成都来到上海。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,巴金是1904年出生,两个人仅相差两岁。巴金和沈从文交往很深,是因为两个人都是西南语区的人,语言的相通使得他们交流的很顺畅,像沈从文南方和江浙一带的人很难谈得好,这也是一个原因。

沈从文到北京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成为一个作家。他到了北京之后,整理一些江西的情歌,写了一些散文,在副刊上发表。这时候遇到了办副刊做编辑的徐志摩,于是就把沈从文的一篇散文重新发表推荐。沈从文在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的关注后,在北京的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也是在1925年前后,巴金受早期五四运动的影响,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,他将社会责任作为己任,包括当年在一些无政府刊物上发表文章。后来他到巴黎去留学,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。有两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抓了判了死刑,巴金参与了营救,写信给他们,可惜到最后还是被处决。因为这件事的影响,巴金就以1927年中国大革命前后的事情写了《灭亡》。

从我个人来讲,他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,写了大量政治性的文章,包括在1925年后郭沫若进行论争,包括批判列宁等等。这些文章也是导致他1949年前后唯唯诺诺的精神压力。

巴金写了《灭亡》以后,一炮打响,成为一个文学家。所以在1929年,两个不同的“海漂”——沈从文和巴金,成为文坛的瞩目的新星。

他们的第一次见面,是在上海,这在巴金《怀念从文》里有写到。他们一见如故,当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,在上海见了巴金一面之后,他就邀请他到青岛去,巴金很快就去了,住在沈从文的宿舍。后来,沈从文离开青岛,到了北京,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。当时有一个结婚请柬,巴金一直保留着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巴金故居看展览的时候,这个请柬都保留,这个可能是唯一的了。

他们两个人其实很不一样。巴金觉得有感情就要发泄,而沈从文认为感情要有节制。当时京派的作家就讲究节制,包括林徽因、沈从文等。而巴金因为受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影响,有想法就要告诉年轻人。巴金和沈从文告诉我,当时巴金在院子里面写《爱情三部曲》的时候,说一天写1万字,写万不改,沈从文在里面写《边城》。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,而且互相争论,沈从文还写过一些文章,批评巴金的一些观点,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,这就是当时的创作情况。

一个知己,不是看平常很顺利的交往,而是看一个人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,另一个人是如何做的。巴金和沈从文恰恰是在这方面让人非常感动。首先是沈从文,1946年之后,抗战胜利,国共内战即将爆发。不同的人对内战爆发有不同的看法,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,都认为我们好不容易取得胜利,同胞不能互相打仗,因为死的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同胞。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,从政治的角度,从国共两党的角度,都有各自不一样的想法。沈从文在这方面写了很多文章,他认为国共两党不应该打仗,他有一个长篇小说《长和》,没有写完,里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都有一些批判,所以这本书在大陆和台湾都被禁。他还受到左翼文学的猛烈批判,造成了精神恐惧。因此在49年选择自杀,最后自杀没有成功,抢救过来了。那时候正好是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,沈从文由于受到郭沫若的猛烈批判,没有成为作协的代表。在没有人愿意理沈从文的时候,巴金带着他的朋友去看他。在一个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,他会去想到他,会去关心他。

同样对于巴金,沈从文也是这样。文革爆发后,对巴金的批判在全国的文学界里应该是最厉害的之一,当时讲巴金不枪毙就是最大的宽大。当时在文化广场开巴金的批斗会,那是唯一一个在电视台直播的批斗会。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沈从文在干校,还一直惦记着巴金。

巴金在《怀念萧珊》里写到,72年6月14日萧珊要去医院检查病的时候,收到了沈从文的来信,心里非常高兴。她对巴金说,还有人记得我们。这就是沈从文对巴金的情感。后来她在医院回了一封信,也就是萧珊写给沈从文的最后一封信。沈从文说:“多年来,变动太大,一直联系不上”,所以终于在1972年联系上了。

巴金保留了很多沈从文给他的信,65年的时候沈从文给巴金写信谈他的《英雄儿女》,包括对《英雄儿女》的改编,跟他谈都是谈一些艺术性的东西。他觉得导演处理的不大真实,不大看到战场上有死去的病,还有女孩子和哥哥见面,不像亲人,像小情人。但不管怎么样,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,他们一家人都觉得好。

后来给巴金写信谈汪曾祺,说他对汪曾祺写戏不大认可,还是认为他比较适合写短篇小说。沈从文最后在1949年之后没有继续写文学,对他实际上是一个救赎或者是一个补救。49年以后沈从文曾经想写小说,写一个战士,后来一直想写张兆和的一个堂兄,也是一个烈士,但最后没有写。这对沈从文是好事情,如果写,也是写不好的。但他还是很关心,所以他一直讲汪曾祺应该写短篇,恰恰在文革之后,汪曾祺以短篇成就了他的文学成就。

文革之后,两个老朋友终于见面了,而且各自都有新的创作。沈从文经过二十年的时间,在中国的文物史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成果——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。而巴金也是在1978年年底创作他的《随想录》。

那时巴金很关心沈从文,沈从文觉得住房不好,就给巴金写信,专门讲到了他的住房。巴金就找周扬,找胡乔木,帮忙解决了他一个三居室的房子,最早住在崇文门的社科院的宿舍。所以他最后说,虽然解决不了,目前的方式住下来也无所谓,甚至说已经够好了。他那种知识分子又想要,但心里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的状态很是微妙。其实很多作家,在80年前后都写很多信要求能够解决一个房子的问题。

我认识沈从文是1982年的时候,当时他已经搬到社科院的宿舍。有一次突然停电了,巴金还是爬上楼去看望沈从文,由于沈从文这时候已经中风,他们基本上不讲话。

最后一次见面后,我收到了张兆和的一封信。里面提到巴金,是对他们友谊的一种叙述。1982年我在复旦,主要研究巴金。到北京之后,希望找到所有跟巴金关系密切的人,例如,沈从文、冰心、萧乾等等。我和他们做一些系列的谈话,他们讲了一些跟巴金交往的点点滴滴。

1984年到北京的时候,沈从文跟我讲:“我用小方桌写《边城》,巴金在里屋写《雪》,我们俩各写各的,互不相看,我每个星期写一章,他每天写”。

三年之后,沈从文去世,巴金亲笔写了一个唁电。几个月之后,又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《怀念从文》,这应该是《随想录》出版之后,巴金写的最有分量的感人致深的文章。

在我看来,这两个人,并没有因为不同文化取向而影响他们那种深厚的友谊。这一代的友谊,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很难看到的。一个人在顺境的时候,可能有很多朋友,但一个人出了问题的时候,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离去。但那一代的人,像巴金、沈从文这样的很少。从文学史上来讲,沈从文的地位是越来越高,他的文学创作、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巴金的创作,依然是文学史上一个丰碑,尤其在他晚年的时候。巴金用思想性、历史性,对现实的关照等,使他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奇手,他不仅写《随想录》,他为很多年轻作家挡风雨,用他德高望重身份和独立思考的声音,力挺这些年轻人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很多人谈到巴金的时候,都是非常感激的。

曹禺:我和巴金相比,我简直是个混蛋,我简直不是人

第二个人物是曹禺。曹禺创作《雷雨》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,巴金看完之后非常欣赏,包括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,也都是巴金推出的。当时巴金就把曹禺的作品和鲁迅相提并论,认为可以进入文学史。可以说巴金是曹禺的最早的真正知音。

1978年是中国关键性的一年,之前讲“两个凡是”,这个对未来的四五运动,包括历代的冤假错案怎么办起到了很大影响。这个时候《于无声处》演出,我上一年级,宗福先喜欢曹禺的作品,喜欢易卜生的作品,所以写了《于无声处》。他其实并不认识宗福先,但他很愿意把这样一个青年剧作家推荐给曹禺。这个戏在北京开幕的当天,《人民日报》发了评宗福先的文章,那一天恰恰是中央开会,认为四五运动不是反革命事件。

巴金的《随想录》最初两篇文章都是和曹禺有关的。第一篇《望乡》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,因为写的是妓女,当时不允许播,还要删减,所以巴金才写文章反对删减。写完了第一篇之后,又写了第二篇,那是恰逢曹禺从北京来到上海,跟他讲了很多内幕,巴金就把它写出来了。这些文章没有发表在大陆,而是发表在香港《大公报》,那时有相对宽松的环境,也反映出大陆思想的变化。

巴金对曹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,他认为曹禺是很有才华的,他希望曹禺能够跟他一样,介入到新的写作里面来。所以他就对曹禺说:“你有很高很高的才,但你有一个毛病,怕这怕那”。这就是真正的朋友,可以直接了当地提出对方的毛病,说“你的顾虑太多,你的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”。

曹禺呢,也写信反省自己,但关键的时候还是比较软弱。因为在批《苦恋》的时候,曹禺说:“我看到《苦恋》气愤极了,恨不得一头把电影撞碎”。曹禺的日记里写道:“巴金使我惭愧,使我明白,活着要说真话,我想说,但却把说了很是偏激。我每见巴金,必有所得。我一项无思想,随风倒,上面说什么,便说什么,而且是顺着嘴乱讲。”实际上,曹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,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,他很能反映一个有才华的人,在那样一个时代中性格的异化或压抑。

1984年,是巴金的80大寿,当时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纪录片《巴金》,在会上的时候,曹禺说“我和巴金相比,我简直是个混蛋,我简直不是人。”回到家后就给巴金写了信,说“看了这个电影之后非常高兴,我和玉茹都非常喜欢。”但是我曾经在写《风从远方来》的时候,写过曹禺,曹禺像是另外一种嵌入到八十年代的人。他没能像巴金那样说真话,但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,这些工作是被我们忽略的。那个时候高行健是翻译,他从国外回来之很想做戏剧。巴金将高行健推荐给曹禺,曹禺就把高行健调到了北京人艺,所以才有了一系列的《绝对信号》、《野人》等,而且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导演——林兆华。

张辛欣在八十年代是非常有影响的女小说家。她是在1982年的时候戏剧学院的导演系的,当时他们演的话剧就是《皮尔金特》,后来因为受到批判,她毕业分配不下去,这时候她的作品也受到了批判,有很多人在《人民日报》公开发文章批判张辛欣。后来她住在巴金家很长时间,而在这个时候巴金让曹禺接受张辛欣到人艺。所以张辛欣就分配到了人艺,因为当时曹禺是人艺的院长,所以把张辛欣调进了人艺,在人艺做了一个导演。在1985年开始有一些作品出现了。所以曹禺是很值得解读的一个人。

1983年曹禺给巴金写信,坦言“我十分讨厌我自己”。我在读他的日记、信的过程中觉得这是一个痛苦挣扎的曹禺。一直到1996年去世,他一直在自我折磨的状态下无法自拔。我认为他把戏和生活是混在一起的,现实状况似乎是不存在的感觉。

曹禺与巴金

1996年曹禺去世之后,巴金写了关于他的一篇文章,叫做《怀念曹禺》。他写曹禺是口述,说一句,让旁边人记一句。过了一个月我去看,他完成了,我就带到了《人民日报》文化副刊。《怀念曹禺》是整个《随想录》写作的最后一篇。所以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,第一篇《望乡》、第二篇《望乡》是根据曹禺的讲述而写的,而最后一篇是《怀念曹禺》。可以说,《随想录》由曹禺而起,以怀念曹禺而终。

萧乾: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结识了巴金

最后一个人物是萧乾。萧乾认识巴金比沈从文还早,是1931年在燕京大学的时候。巴金和萧乾的关系很深,但我重点要谈一谈他们文革之后的交往。

文革一结束,萧乾就用他的方式介入到中国文化的创造。他最早翻译了易卜生的《培尔金特》,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,他写了文章《猫案真相》,在香港发表。1984年,因为巴金的关系,萧乾和叶君健建立了联系,但这两个人之间由于1957年的反右结下了很深的矛盾。

因为在抗战期间,萧乾和叶君健都在英国,萧乾1946年回到了上海,叶君健大概是1950年回来的,当时回来要带一些东西,萧乾没有交。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,叶君健对萧乾做了很严厉的批判,认为萧乾在英国的时候,骗英国的人说他的猫是中国带去的。反右的时候各种批判都有,包括沈从文,因为1933年萧乾在辅仁大学和一个外国人安南编英文刊物,翻译了沈从文的小说,就说他跟美国帝国主义特务有交往。

萧乾非常不满,写了很多的文章,用了很激烈的话。当时叶君健没有对这个词反应,真正对这个词有意见的是巴金,巴金在5月30号、6月7号连来两封信,“我不赞成你纠缠在猫案上,要大量些,想得开些,那是很小的事,请你多想想”。85年的时候,巴金又写给了萧乾,“读了文章,我觉得对现在的你理解似乎多些,深些。但今天还在为猫案辩护,就大可不必,有时器量大总比小器好”。后来沈从文和萧乾闹翻了,巴金和沈从文和萧乾的关系都很好。

由于受到巴金的影响,他对当代的文坛非常关注。上海人都知道戴厚英,她后来的命运很惨。戴厚英的《人啊人》出版之后,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,那个时候萧乾出来为戴厚英辩护,所以萧乾和戴厚英的关系非常好,她把萧乾视为知己,包括龙应台。台湾的文学进入大陆萧乾是立了大功的,所有的台湾的文学要进入大陆,都要拜访萧乾,萧乾也去了台湾,他对两岸文化的交流萧乾也是立了很大的功劳。

萧乾、文洁若看望巴金

他谈到巴金的时候,他一直心存感激的。他讲巴金的伟大就是敢否定自己。97年的时候,我请他写关于巴金的题词,“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在三十年代初结识了巴金,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。如果不是这样,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。沈从文教我如何写文章,巴金教我如何做人”,他是真诚的。

提问环节

提问:我在杂志上看到沈从文的自杀事件,我感觉很奇怪,他自杀的时候不是在文革期间,而是在1949年的时候,我很奇怪,当时他的精神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?怎么他的心理状况会走到这一步?听听您的分析介绍。

李辉:当时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。1948年,当时整个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。当时有一说法叫“第三条道路的批判”,钱钟书、沈从文、萧乾一批的知识分子和作家,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内战,而且主张也不要走美国的道路,也不要走苏联的道路,能够走中间的一个道路。由于郭沫若反对文艺,一个是针对沈从文的桃色文艺,一个是朱光潜叫蓝色的,一个是萧乾是黑色的,批了这三个人。当时沈从文是在北平,左翼年轻人就把郭沫若的文章抄到墙报上了,沈从文就住在那里,他就精神恍惚,精神分裂了,老感觉到有人来抓他。当时北京已经和平解放了,他一些老朋友,也没有帮他的忙,他很恐惧,再加上精神分裂之后很害怕,有时候突然觉得外面有人,拿着一根牙刷就要出去跟人拼命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拿一个刀割腕了,但抢救过来了。很快他的一个学生叫杨刚,是周恩来当时的外交秘书,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了副总编,跟萧乾也是好朋友,去看沈从文,他就得到了一种安慰,再加上巴金这些人去看他,他就慢慢的平静了,49年的秋天给香港的黄永玉写了一封信,劝他回到北京来。后来就调整过来了,分到了历史博物馆,进行他的文物研究。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。

提问:您采访过很多中国知名的作家,在作家里面其实也有两种人,一种作家,就像文化老人,非常德高望重的作家,他的所有个人交往,他的日记、书信都是社会财富,他在身前或者身后,一切东西都是一个社会财富。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作家,写作是他的一种职业,他发表的东西,他讲的话,可能只是代表他职业的一种责任,他的个人是不是还应该有个人的生活?我的感觉,为什么有很多作家,他可能在生前写过很多东西,或者和别人发生过很多交往,但这些东西并不完全当初有意识,将来都要公示于天下。

李辉:这个不一定,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复杂性和不同的角度。有的人早早认识到自己文学史上的地位,比如说鲁迅,鲁迅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就知道所有的书稿都要抄一份自己留着,他早就有一个判断。包括沈从文,沈从文在受到那么大的批判,在五十年代、七十年代,他说我的东西要出全集,有些作家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,认为自己将超越一切,他对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地位有一个恰当的判断。

也有一些作家,因为时间是很残酷的,比如现在很多作家,过个五十年,大家都会忘记。历史上也是一样的,比如说现代史,孙中山时代,你能想出十个著名的人物吗?也未必了,这就是历史的一个规律。但这个不影响对我们当代关心的一些作家进行一些了解,因为他们的作品毕竟跟我们的现实有关,跟我们的人生有关,从他的作品里面可以认识到那个时代,也可以认识到我们现在,还可以从那些作品里面体察人心,作家有不同的层面,而且作家未必把所有的东西都告知于人,一定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八卦的东西。但这个不影响我们对一个作品的判断和文学史的判断,这是两个概念,因为人都是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