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后张悦然:从历史虚无主义者到历史阴影书写者

来源:凤凰网    更新时间:2016-08-10 10:25  

导语:暌违10年,张悦然的长篇新作《茧》于日前出版,这部小说罕见地触及了文革历史,与张悦然早年小说的风貌有着显著不同。有激赏如梁文道“这代表着80后一代人,开始面对上一代留下来的遗产,为父辈收拾残局”,也有持保留意见如余华,“张悦然的描写是如此之好,虽然这是一部跟起因没有太大关系的故事”。但无论如何,张悦然成功完成了转型,也逼迫80后、90后去思考如何面对未经历过的“大历史”。

书评人曾于里认为,张悦然在小说中代80后进行了自我辩论,在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今天,对年轻人重建历史感颇有助益。如果说历史是一层无法摆脱的茧,那我们必须积极面对、作茧自缚。但张悦然和她笔下的青年,显然尚未破茧而出,负担历史、反思历史是条漫长而艰难的路,张悦然也只是刚刚踏上征途。

张悦然

张悦然过去曾为人所诟病是历史虚无主义,这与她之前的小说大多局限于个体青春经验的书写不无关系,“我是呓人,卖梦为生”,她的文本中仿佛有一个迷幻的世界,一切都是轻盈的、虚空的、迷离的、冰冷的,缺乏来自日常生活的真实触感。因此,她的个人书写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,很难看到个体与历史、国家之间的关联,与其他的青春文学作者并无二致:自我经验遮蔽了历史进程,青春成为一个脱离历史的、永恒的神话,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迷幻的情绪与感觉,或者充斥着不无优越的自我确证。(黄平《青春文学不该回避大时代》)

在新作《茧》中,张悦然书写的虽然仍是80后的青春历程,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,她宕开了个人,开始关注80后与父辈及父辈历史的关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茧》也可以视为一部成长小说,张悦然关注的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,历史议题、家族秘密与他们青春气质的冲突。

年轻一代的李佳栖与程恭虽然没有卷入历史,但是历史却深刻影响着父辈以及他们的家庭、生活和性格。李佳栖的爷爷是知名的院士,在文革中伤害了程恭的爷爷,并间接导致汪露寒父亲自杀。李佳栖的父亲无法忘却父辈的罪恶,所以他既理想又脆弱、既斗志昂扬又容易颓废、既渴望反抗又自我放逐,其生活与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撕扯与纠结的状态。这导致了李佳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处于飘摇动荡之中,她承续了父亲的负罪感,对家族又爱又恨、既想割舍又藕断丝连。而程恭的爷爷是文革中的受害者,家族的黑暗历史让程恭在成长中遭遇了诸多冷漠和嘲讽,更致命的是,加害者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步步高升,这动摇了他原本良善的人生观。“一些生命高于另外一些生命,一些人掌握着另外一些人的命运,这难道不就是世界的逻辑吗?”他由此走上了歧途,差点无法回头。

张悦然新作《茧》

题为《茧》,但小说中唯一一次出现关于“茧”的解释,是程恭的一段自剖:“很多年以后,我们长大了,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,看清了眼前的世界,其实没有,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,结成了一个个茧。”——父辈的历史,就像是一层厚厚的茧,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年轻一代人的生活,“沉厚的,灰丧的,没有尽头”,成了李佳栖、程恭成长历程中难以抹灭的创伤体验。

告密、80年代末、创伤……这些关键词我们早在一系列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中有所接触,但张悦然并没有滑入伤痕文学控诉和宣泄的窠臼。曾经,她偏好极致的东西,但在《茧》中开始有了克制的美德。这源于写作视角的转移,张悦然关注的不是“被害者”与“加害者”的标签,而是人的选择。“加害者”固然可恶,却同样有人性光环,“被害者”是无辜的,但并非没有责任。置身于大历史的浪潮之中,个体虽然单薄而脆弱,但在随波逐流同时,对精神的自由却依然有选择权。但《茧》中的大多数人物,都放弃了这种选择权。无论是程恭的奶奶、程恭、还是李佳栖的父亲、汪露寒,他们被历史的阴影罩住,或成为遗老遗少,或自我放逐,历史是茧,他们作茧自缚。

《归来》剧照

既然历史是深重的负担,为何不将这一负担放下,我们何必作茧自缚?在小说中,张悦然还通过其他两位80后,展现了不一样的历史观。李沛萱选择性地看待历史,她只看到她想看到的光明的一面,自欺欺人;而唐晖并不关心历史,将历史的包袱丢下,活得最为自由轻松。可以说,唐晖最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,他对李佳栖的两次质疑读起来都颇为有力:

“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,好像觉得只有这样,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……你就不能把他从历史上解下来一会儿?给他一点自由不好吗?”

“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,这只是为了逃避,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。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,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,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,像啄食腐肉的秃鹫。”

张悦然在小说中进行着自我辩论。这既是关于历史观的辩论,也可以看作80后写作的辩论。年轻人非得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吗,如果历史不光彩,我们为什么不把历史遗忘?80后单纯书写自己的青春体验不好吗,一定要将个体经验与社会、历史联系起来才有意义?

这里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的重要性,历史感,它是对历史的感悟与感受,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看待当下与未来的价值观。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身,而在于历史实际上与当下、与未来是紧密相连的,历史的曲折、错误以及种种遗留问题,都折射着当下存在的困境和潜伏的危机。我们只有彻底反思历史,才可能真正拥有更好的当下,才可能走入更好的未来。但是,一个忘却历史、丢掉历史的人,是不可能建立起历史感的。个体当然有权成为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,但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,是没有未来的。

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,优秀的文学书写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历史感的。就像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所说:“小说作为一种共同的文体和普遍的体裁,实际上承担了个体与个体、个体与历史社会进行沟通、对话的功能。其重要性在于通过不断的,持续的书写把支离破碎的历史缝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,在这个共同体中,个人与历史能够发生有效的关系,或者说,个人通过阅读加入到历史中去,然后完成现实性的(而非想象性的)成长”。

“孩子,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”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理解了《茧》开篇那句引言的意义(小说内文也出现一次),理解了张悦然此次写作的野心。这句话选自萨克雷的《玫瑰与指环》——“孩子,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”。历史给予的些许不幸,是不幸,但也是对当下与未来的观照和启示。我们背上历史的负担,或许是作茧自缚,但如若不曾作茧自缚,也将永远不可能有破茧而出的一刻。因为历史并不会因为人们忽略它、遗忘它就消失,它会以各种形式包裹在当下与未来身上。因此,总要有人去承担,总要有人去突破。

张悦然让小说中人物选择了这条路,她的写作也选择了这条路,这是《茧》的可称道之处。但无论是小说中的程恭、李佳栖,还是张悦然自己,显然都尚未找到突围之路。小说结尾,张悦然为程恭和李佳栖安排了一个历经世事、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结局,固然温馨,却失之于心灵鸡汤和轻薄,人物的内心转折没有足够的依据和说服力。

只有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,作茧自缚才是有意义的,否则《茧》本身也是一种作茧自缚。如果负担历史、反思历史是条漫长而艰难的路,《茧》显然才只是个开头。